文件要求中央政法委恢复以后，仍然要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从文件所列举的政法委五项任务来看，也是宏观指导性质的，特别强调办案由各部门各司其职。

要追究署名人他会拿出决定人的批示和记录意见。广东、湖南、武汉、深圳、阜阳全国高、中级法院不断出现的司法官集体性腐败的典型案例，光从队伍管理、个人素质去审视是找不到真正原因的。

第四、培养法官只效忠于法律的法律文化。司法制度改革还有其终极的目的，是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同时还要关注司法的清廉和效能。但其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消极影响和示范作用，迄今为止没有引起应有的反思。中国楼市：国家发改委2006年07月14日公布，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12155万平方米，空置一年以上的商品房面积为7979万平方米，占全部商品房的比重为65.6%。无论是经济提速、治理整顿、软着陆、关停并转、资源出让、税收、外汇、国际金融、币值等，中国莫不是依靠政府在进行调控。

2001年9月最高法院发出暂不受理涉及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三类民事赔偿案件的通知。法官成了唯上、唯权、唯势的一群没有法律判断力的人，这对一个社会而言是相当危险的。其结果受到伤害绝不只是司法，而是整个社会。

[1]1904年，孙中山先生与王宠惠在纽约曾谈到五权宪法，他很赞成。据说北京现在就有30万人的截访大军，截访成本（不算访民的成本）就是一个社会不能承受的天文数字，而长期的郁结必然会产生向社会的转向攻击行为，成为中国式的分散的个人恐怖主义的源头。这个新的司法是与君主立宪并行的，是独立的。[14]第三，司法目标偏离公平正义。

之所以如此，是由司法的属性或性质所决定的——将法律变成社会现实。就第三司法改革而言，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但不幸的是，现在正处于下行时期，它正在背离司法的本真。

马克思将法官与书报检查官（行政官）相比，说：书报检查官除了上司就没有别的法律。司法工具主义是中国古代统治司法观念的现代化，它的目的是外在于司法的善，这个善当然是权力主体的意志。这方面的表现主要有三个，一是司法范围的收缩，二是司法的秀化，三是司法判决终局性的丧失。在中国古代，官府的职能可以用六个字概括：收钱粮、打屁股，打屁股就是司法，这个古代的司法是为巩固王权报务的，不是本真的司法。

[6]民国继承了清末的司法改革，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司法，特别是自由的律师制度。司法理性是一种公共理性，制度理性，程序理性，司法正义包含了程序正义，司法实体正义是在正当程序中实现的。人们常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已经不是了，许多纠纷上不了法庭：立不了案。二、中国历史上的司法改革由于这种司法只有在宪政下才有可能，而且它本身是宪政的关键性成分，因此，中国近代的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是司法改革。

直到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统治者才不得不承认典章制度也得学西方。这种改革近代以来发生了三次。

司法的状况决定了社会基本正义——规范得到执行意义上的正义——的状况。[10]第三次司法改革走过了一个倒着的V字型，它的高峰期是在上个世纪交替时期。

它排除的外在目的包含了法官的利益、任何社会个人与组织的利益及它们所设立的目的。[10]中国期刊网上文题中含有司法改革的论文共944篇，期刊网上第一篇涉及中国当代司法改革的文章出现在1985年，作者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关于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的论述中得出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应当根据法律来确定的案件是个别的。[12] 但是可惜的时，它却在本应跨越的关头突然掉头。酝酿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于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是包括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的社会的全面改造，它不可避免地包括了司法改革的内容。法官最多可能表现出个人理性的不可靠，而书报检查官所表现出的则是个人品性的不可靠。

现在相关的文件与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它目前的问题是改革正在脱离司法的本真，许多做法正在强化司法的工具属性，正在某些方面回归前改革开放时代的司法元素。

[9]除此以外，律师制度则早在1950年代寿终正寝。但是，这个法典受到官僚阶层的严厉抨击，最终不了了之。

这方面的民谣很传神：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审理，审理不判决，判决不执行。如果理想的大楼像个猪圈或者狗窝，则大楼蓝图必不佳，最后建成的当然就不会是高大精美的楼宇。

不信法而信访的结果是行政机关直接成为纠纷的一方，在权力与民众之间缺乏一个缓冲的裁判者，于是社会便陷入了行政暴力与公民暴力之间的直接对抗：由于司法权威不彰而信访——因信访不服而缠访，最后进入截访与信访的暴力对抗。因此，下一步的司法改革当铆定本真的司法，本然意义的司法，或曰建设法治的司法、宪政的司法。1960 年11月，中共中央在对报告的批复中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统一领导。如果法律可以自行运用，那么法院也就是多余的了。

他说，可能按照法条，张三赢、李四输没错，但是下判以后，双方都起来上访，都起来闹，你说你这个案子办对了吗？[15]很清楚，在张院长那里，法律是次要的，息讼才是根本的。大凡要做好一件事，例如建造一座大楼，得先有个蓝图，这个蓝图从哪里来？从理想的大楼来。

现在，许多学者以西方的调解来证成中国的调解，这是故意混淆视听误导国人。[11] 直接参与当时司法改革过程的贺卫方称1992年—2002年、2003年这段时间是司法改革的蜜月期，各所学校不断的组织学术研讨会，大家对话，跟实务部门对话，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都有许多官员喜欢跟一些学者一起对话，大家相互交流、切磋，那时候民间与官方的对话达到了美好的程度。

立法当属议院，今日尚难实行。第一次发生在清末，它是清末变法与立宪运动的重要内容。

虽然这里用了（皇帝）总览司法权这样的词，但是从后文委任审判衙门，遵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这样的表达来看，司法是独立的，司法只服从于法律，而法律不是皇帝的意志，是议会的意志。从1995年开始，大量的司法改革文章涌现。1952年6月，名为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司法改革运动在全国展开，这是以专政司法观（如果专政有司法的话）为指向的运动，其目的是确立政治工具的司法。见吴泽勇：《清末修订〈刑事民事诉讼法〉论考——兼论法典编纂的时机、策略和技术》，《现代法学》2006年第2期。

[3]这两种司法概念，哪一种体现了司法的本真或司法的属性？当然是后者。中国的法官能动司法的结果就是：使法官成为立法者，又成为执法者，成为一个极权者，这是非常可怕的，它的最终结果是社会失去裁判。

现在，民意司法不仅进了司法改革纲要，而且经种种媒体长年累月的轰炸，它已经成为一种认同率非常高的思想，成为官员迎合舆论、操纵审判的思想工具，也成为一些人对抗司法权威的工具。[11]1980、1990年代的改革是以建立正常的司法制度为目标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本来它应当更上一层楼，建立宪政的司法。

因为调解有三种：一种是民间的，这是本来意义的调解，二是司法外权力参与的，这就是中国的所谓人民调解、公安调解之类，三才是司法调解。司法的本真在于实现公平正义，诚如西方法谚所谓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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